空天行动自由与国家军事战略

徐勇凌

1、关于对战略问题的认识

近100年前，随着一战的结束人们开始怀疑战略的价值，与那时不同的是，今天的人们似乎特别乐意提及战略这个词，哪怕他所说的事情与战略并无直接关联。

战略是关于军事博弈的艺术，它当然可以延伸到非军事领域，比如商战，但需要指出的是战略是对手间的博弈，没有对手就无所谓战略。我们现在一般意义上的战略其实是一种规划，即宏观长远的计划，但这显然与战略无关。有些人把战略看成是一种理念，或者把战略当成一种未来状态的描述，但理念与状态不是战略，战略是一种目标，和达成这种目标的行动方略。说得更准确些战略是关于行动的思想，任何不能付诸实施的理念与愿景都不是战略，从这个意义上讲行动才是战略的本质所在。

战略其实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，它应当包括战略判断、战略目标和行动方略，这是战略决策层面的东西，也是战略的核心内容。但从战略实施的角度看，战略的内容就更加广阔，战略的实施需要战略资源、战略同盟、战略工具、战略力量，而具体到行动层面战略又涉及到军事存在、行动自由和战略话语。

2、“军事存在”、“行动自由”和“战略话语”的基本概念与相互关系

“军事存在”是战略实施的基础，也是战略追求的目标所在，我们制定军事战略的目的就在于维持或者拓展军事存在的空间，在战略的实际博弈阶段，“军事存在”也是赢得博弈的必要条件，没有军事存在，战略博弈就无从谈起。“行动自由”是彰显军事存在的主要形式，和平时期“行动自由”是战略威慑的核心，而战时“行动自由”又是赢得胜利的关键所在。说道“战略话语”其实不仅仅是指舆论，行动本身有时也是一种话语，就像围棋中的“手谈”，有时无声的行动是最有效的话语，反之，没有行动支撑的恫吓与叫嚣就像一滩“淤泥没有任何力量也起不到任何效果。

3、“军事存在”与“行动自由”对于“军事战略”的价值

对于历史的解读有很多种角度，也有很多方法，因此，准确的切入点就显得尤为重要。从历史的战争案例中，可以读到很多关于军事存在与行动自由的例子，比如二战期间日、美在亚太的空中博弈就是比较经典的战争案例。

1941年12月7日，日本发动了偷袭珍珠港海空战，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大损失，珍珠港事件也成为美国对日宣战的诱因，从气势上看美国人必须报珍珠港被偷袭的一箭之仇，因为日本的偷袭是不宣而战，从道义上讲是一种卑劣的伎俩，这种卑劣理应受到惩罚。然而，由于美国在西太平洋没有实质性的空中力量的军事存在，而美国在印度和中国西南的空中力量，相对于远在几千里之外的日本本土又显得鞭长莫及，因此美国的空中报复行动的条件并不具备。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人能做的是两件事，其一是逐步建立条件实现在亚太的空中军事存在，其二是尽可能地创造条件实现有限范围的空中行动自由，尤其是第二件事情必须马上做，否则美国在对日作战中的士气就将大打折扣。为此美国空军中校杜利特制定了一份奇特而大胆的空袭计划——“杜利特轰炸”。美国人把陆基轰炸机B-25搬上了航母，1942年4月18日，载有16架B-25的大黄蜂号航母悄悄驶近日本海，航程中被日本战舰发现，原计划靠近日本本土才起飞的B-25只好紧急升空，一场没有归途的轰炸开始了。杜利特轰炸的意义并不在于其轰炸的直接效果，而在于行动所表达的意志与决心，那就是美国人要在太平洋西岸实现空中力量的行动自由，而杜利特轰炸的新闻效应也在中国和太平洋战场蔓延，抗日反法西斯阵营因此群情激奋、斗志昂扬。